落脚与落草：一个观察移民的角度尝试

吴鹏

最后更新 2018/03/07

这两天特别引人关注的事件一是土耳其的政变，二就是法国尼斯以及德国维尔茨堡的恐怖袭击。这两件事情没什么关联，但是让我想起在研究城市化进程过程中的一个角度，能够让我们在权力斗争或者恐怖袭击的现象之上再稍微深入一点，或者能够有些启发。无论是一国之内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还是国与国之间的移民，都在改变着所到之处的政治结构。这些背井离乡的移民，要么融入，落脚下来，要么融不进去，落草为寇，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当全球化的移民潮不可避免，如何融入就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公共课题。

一、落脚城市：一个观察的新角度

什么叫落脚城市？这是加拿大记者作家桑德斯一本极富启发性的著作《落脚城市》中提出的概念。它有很多个名字，在中文语境中最为人熟知的可能要算“城中村”，它给那些初次到达城市的移民们提供了最初的落脚点，那些怀揣着改变命运梦想的人以最低的生活成本在这里开始他们的奋斗之路。等待他们的，要么是融入城市，要么退回到原点。这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不只是在中国是这样，在巴黎，在洛杉矶，在孟买，在伊斯坦布尔，都是如此。全世界已经进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迁移潮，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在迁徙流动，移民政策以及融入的问题已经比气候问题更为紧迫，因为这个群体要么成为新的增长点，要么就会成为动乱源。我们在中国所见到的基本还是前者，比如唐家岭，那本很重要的描述底层工薪阶层人群的《蚁族》所描述的场景。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把城中村视作一个麻烦的根源，这些进城务工人员还是被一个“农民工”的身份所限，不会被纳入到保障房/廉租房的考虑范围，这使得他们在大城市的落脚真的只是落一下脚，而不可能把落脚之处的土地或者房产通过努力成为往更高处发展的一点基础。而在桑德斯看来，恰恰是落脚之地的资产给了这些人实现城乡转化的关键一跃，而所在社群对于这些人的帮助，以及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对于后期的融入至关重要。这是他走过五大洲，走访了三十多座城市与乡村之后得出的结论。在他看来，这场足以与两个世纪之前从欧洲前往新大陆的移民潮相提并论的移民潮范围更广，更为分散，而且留给我们的融入时间更短。如果我们认为它无关紧要，只是城市化发展的杂音，那么我们将有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冲突。我们必须对这些人群投入更多关注，他们不仅潜藏着冲突的危险，同时也包含着从贫困人口跃升到富裕生活的可能性。下一代的梦想，社会运动与政府的新动力也在这里产生。

二、落脚还是落草

桑德斯举了将近二十个城市的例子，其中让我最为印象深刻的不是中国的重庆或者深圳，而是伊斯坦布尔。这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视角，某种意义上解释了埃尔多安稳固的执政基础以及他下一步政策的可能走向。盖奇康都是“落脚城市”概念的土耳其版本，它描述了在伊斯坦布尔的边缘地带由新移民们所创造出来的新社区。在这片最初什么都没有，而且产权名义上属于政府所有的空地上，新移民以夜间工程的方式，盖起了房子，并开始为保卫他们的社区进行了斗争。动荡中的政府一开始无力对这些既成事实的社区采取清除行动，而后为了争取支持逐渐地开始提供便利设施，从一开始没水没电没有公交到后来逐渐拥有新的建筑，而最根本的改变在于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特赦法令让所有建设的房屋就地合法。这些边缘城市和边缘社群让原居民越来越不安。70年代的时候这里成为许多激烈冲突的发生地。到了80年代初暴力冲突被中止，因为军方宣布国家的世俗化状态受到威胁，发生政变，乡村人口涌向城市的迁徙活动被停止。盖奇康都的政治派别冲突被中止，但是随后所有的社区被就地合法。83年军管状态结束，奥扎尔总统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包括货币，出口等方面。但是他最具革命性但又当时并不引人注目的一项改革，是对盖奇康都社区特赦。这次特赦与之前那次不同，不仅把占地居民转为合法纳税人，还让他们对自己临时搭建的建筑底下的土地取得所有权。这些原本跟城市居民对立严重的人一下子变成了有产者，跟他们利害相关了。这个政策立竿见影。这些革命性的无产者立刻转变成为了开发商了。这笔资产可以用来获得租金收入，可以抵押给银行获得资金，为新一批中产阶级的产生创造根本性的条件。9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代表落脚城市的政党——福利党。他们当时推出的市长候选人正是今天的总统——埃尔多安。他是一个标准的外来移民。1994年选举的时候，福利党横扫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的既有人口已经成为了少数，超过60%的选票来自盖奇康都社区。伊斯坦布尔人口的变化跟19世纪欧洲以及北美都市出现的变化很相似，这对于原来的伊斯坦布尔的精英人士是政治灾难，他们突然被一群暴发户似的新兴中产阶级淹没，这群人不仅妇女戴头巾，而且政治权力也呈现一种陌生的形态。今天人们对于埃尔多安的指责也是一样，说他的老婆和女儿都带头巾，所以他是一个伪装的伊斯兰主义者。但比较起来，他更应该是这些新移民的代表。1997年，在军方坚持下福利党遭到制裁不得参与选举，埃尔多安也被判坐了十个月的牢房。但是到了2001年，土耳其面临金融崩溃。福利党分裂。其中的伊斯兰主义者组成了幸福党，而埃尔多安和他的盟友组成了正义发展党。这个当被称为外来人口的终极政党、盖奇康都的全国代表赢得了大选。一直到今天的政变发生，很多人在想为什么之前那么多次军人政变都成功了，而这次却那么容易被埃尔多安控制。一个根本性的民意基础在于，埃尔多安代表了这些落脚居民的利益，而这些落脚居民正在成为选民的大多数。

而另一个担忧，担心埃尔多安会不会越来越伊斯兰化，我不了解他的个人，但是从他所代表的这部分人，或者说从民意基础上来看，世俗化是不可逆的。当年凯末尔启动了世俗化，也可以说是世俗化选择了凯末尔；今天也是一样，埃尔多安上台是符合了世俗化的需求，安居乐业好生活的需求，他今后也不至于会偏离太远。

这可以视作是落脚居民成功的标志。而另一则新闻所折射出来的则是那些终究也未能完成这一转化的居民落草为寇。继尼斯恐怖袭击之后，德国巴伐利亚小城维尔茨堡又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一名17岁的阿富汗难民一列火车上用斧头和刀砍伤了三名乘客，随即被警方击毙。

这次恐怖袭击的规模并不大，但是其背后却有一些地方值得深思。这个已经到达了德国在寄养家庭住了一年左右的人仍然会被IS吸引，对于给他落脚之处的城市非常大的打击，也让他们有些无所适从。

反思德国接纳移民的胸怀，政治上无疑是正确，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人没有在他们的社群中去融入社会，而只是作为一个个体被接纳到新的家庭中，新家庭付出了很多，但是无法复制生态。他们就像一个被嫁接的果木，成活率很低。

也有人在讲同样是接纳难民的区域，为什么荷兰的伊斯兰族裔比法国的伊斯兰族裔参加恐怖袭击的要少。因为他们的社区与周边社区的融入程度更高，法国的警察平时是不敢进少数族裔社区的，而荷兰的警察则与这些社区的居民保持了良好的沟通关系。

三、入口、平台和生态

全世界的人口流动，会是一个长久的持续性话题。不只是一个国家之内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也不只是像难民们逃离故土来到任何一个可以果腹之地，还有很大一批移民本身很有能力，他们在世界范围内寻找跟他们的志向、兴趣、追求更吻合的地方。到一个新世界的移民，所需要的绝对不只是一处房产，房产只是入口，而人需要平台和生态：平台给他们提供了工作机会，而真正要融入进去，则需要社群提供的网络。如果这样的社群没有建立起来，他就仍然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个体，在做出冲动的决策之前没有太多犹豫。而一旦这样的社群建立起来了，就像一个森林里的植物，根系密布，千丝万缕，形成一个新的生态。刚才分析的是土耳其，其实我更关注的当然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处境，我们正处在两个大移民潮的交汇点上。其一是农村到城市，这个过程虽然已经放缓，但是在未来的二十年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出现了新一代的移民，他们是农民的子女，却在城市长大。他们不像父辈，对乡土有浓重的牵连和感情，随时都可以回去。他们已经回不去了，甚至都做不了农活。但他们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城里人，城市里有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他们还有没有父辈的奋斗精神。这些问题，这个族群就像一个处在临界点的鸡蛋，不知道会往哪个方向倒。正如桑德斯所说，“我们通常认为只要人从乡村进入到城市，就会从保守的乡下习俗转而接受精致世俗的都市习惯，但这是一种谬误。在这项变迁的过渡时期，不仅充满了不稳定性，也需要人际关系与支援体系，而家庭与个人的凝聚力又因此受到威胁，常会发展出融合各种不同元素又充满保护性的新文化。”我们有必要从更系统的角度来看待那些传统的商会、老乡会在新时期所能发挥的作用。与此同时，另外一个移民潮也正在到来，就是从富裕人群正在向普通中产扩散的海外移民潮。原因当然很多，比如环境、教育等。而无数例子也正在证明，移民生活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顺利。他们如何融入新社群？跟当地族群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如何在政治上、社会上争取更多的主动权，如何更好地生活？

这些都是值得深入下去的话题。1029已经在温哥华的移民中做出了非常好的典范作用，在这些已经登陆的居民中搭建了一个极佳的平台，正在形成一个新生态。而对于很多还在路上的新移民来说，这又无疑是一个新入口。比如依托这个平台之上的若干移民项目，以及这些项目背后的新环境与新社群。相信在这一轮移民潮中还会有成百上千的移民项目，而这些项目其实都需要类似1029这样新平台的经验和价值。落脚，还是落草，这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容易做的选择题。而在社群的层面上，如何创造更适合落脚的环境，则是一个值得深入的复杂的课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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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鹏移民落脚落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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